安静娴少时的理想是学医，但一次偶然的买药，让她的专业选择从学医转到了制药。那次她发现药房卖的药都是进口药，药价十分昂贵，老百姓根本买不起。即使知道病因也没办法医治，很多老百姓因看不起病而等死。这个状况，让安静娴放弃了当医生的初衷，立志学药，并报考了北京大学。195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东北制药总厂工作。从24岁入厂，到79岁还工作在生产科研一线，55年的坚守，她用纯真、善良、敬业、开拓，展示了一个科学家迷人的风采，创造了中国制药业的奇迹。
那是刚进厂不久，一次生产磺胺药物主要原料之一的氯磺酸生产车间发生了爆炸，一位年仅19岁的工人不幸遇难。这件事对安静娴的震动很大。“工程技术人员不仅要为国家和人民制造出必须的药品，还要对生产一线工人的健康与安全负责。”这个近乎朴素的责任感成为她搞技术创新的原始动因。
在制药企业，改善设备和厂房谈何容易。32岁的安静娴作为专责工程师，从改进生产工艺路线入手，开始了漫长而艰险的试验。二氧化锰，高锰酸钾……参与氧化反应的物质，形成了一个易燃、易爆的混合物。有段时间，东药厂区总能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全厂人都知道，那是安静娴的试验装置又爆了。随着爆炸次数增多，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赶紧停止这可怕的“死亡游戏”吧！安静娴外表柔弱、慢声细语，但她的内心却非常强大、坚韧。她顶住压力，不断反思，一点一点地找到了每次爆炸的不同诱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排除，终于在1965年试成利用丙炔醇为原料合成磺胺嘧啶的新工艺路线。新工艺路线具有污染少、工序短、消耗低、成本低、质量好、占用厂房设备及劳动力少等优点，节省设备94台，劳动力115名，厂房1500平方米，同时大幅度地消除了不安全隐患。这一工艺路线沿用至今。该项目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安静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1977年，我国时任驻喀麦隆大使陪同喀麦隆总统访华，得了恶性疟疾，发高烧，尿都是黑色的了，用了美国王牌“氯喹”，没有效果。穷尽办法之后，有人提到东北制药总厂生产的“脑疟佳”。是否可以一试？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给大使服用了“脑疟佳”，当天烧就退了，连服3天后，大使痊愈。这个“脑疟佳”是安静娴10年前作为项目负责人研发的成果，被誉为当时中国的抗疟王牌，其合成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这个药的研发过程更是一波三折。
上世纪60年代，我国疟疾流行性爆发。“谷于黄，病倒床，闷头摆子似虎狼”，这是西南边陲流传的顺口溜。当时，治疗疟疾首选药是美国的“氯喹”，但许多地区疟原虫对常用抗疟药奎宁和氯喹产生抗药性。1967年，国家成立“523”防疟药研制协作组，还根据专业划分、按专业任务成立了化学合成药、中医中药、驱避剂、现场防治4个专业协作组，向疟疾发起“总攻”。东北制药总厂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合作研究发明抗疟疾新药，安静娴承担了这一项目，在她的组织下，通过大量的定向合成和广筛，从5800多个化合物中找出了在鼠疟模型上显示良好抗疟效果的新药 “脑疟佳”。可是，正当人们为此感到欣喜时，却发现按文献记载，合成方法中间体有剧毒。它的毒性有可能在人体内潜伏10至20年，发作后将使人终生残废，更甚者还有研制者死亡的报道。关键时刻，安静娴没有被吓倒，她决定以身试药，在自己身上做实验。这一冒着极大风险的“人体实验”，让课题组成员先是担心，进而敬佩，再后来演变成了集体的信任和加入。经过多人的“以身试药”，反复试验，安静娴逐渐摸清了化合物的毒性，最终确定了易控制、最安全的合成方法，成功地制取了高效、无抗药性的抗疟新药——“脑疟佳”，疗效超过了美国王牌“氯喹”。
开始头孢菌素系列产品研发时，意见分歧很大。主流意见是即使我们自己搞替代进口产品，也要从第一代搞起。当时国外头孢菌素已经上市十多年了，经历了第一代、第二代。安静娴不同意，“我们不搞一代，也不搞二代，直接搞三代，这样的话我们搞起来就跟上世界的步伐了。”这个重担当然地落在安静娴的肩上。安静娴为此呕心沥血，夙兴夜寐。头孢系列产品中的第一个品种，从论证到向生产过渡历时4年。随后其他4个产品的研发以及对已成型产品的不断改进历时十几年。其中头孢噻肟钠、头孢三嗪、头孢他啶、头孢氨苄的成功开发，填补了我国头孢类抗生素的生产空白。安静娴也被制药业美誉为“中国头孢第一人”。
上世纪90年代，鉴于我国老龄人口的增加及其对脑血管用药的需求，安静娴适时选择了“长春西汀”这个课题的研究。在制剂处方无任何文献资料参考的情况下，安静娴自行设计了新处方，使其生物利用度无论在药理模型上还是在临床试验中都达到了与日本“长春西汀”同等药效，长春西汀的改进技术和新用途获国家发明专利。1997年11月，她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全国医药企业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技人员。
安静娴在东药的55年里，一直工作在医药产品科研开发的岗位上。由她主持或参与的获奖科研项目多达数十项，这些项目投产后，为企业创造了数亿元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