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铮安从南京大学工业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作为一名见习技术员他被分配到东北机械二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前身)设计股工作。当时，该厂铸造工祁宝仁发明“叠芯串铸”新工艺带领工人19天制成10万把军镐支援朝鲜前线的事迹被传为佳话。王铮安也被感染着，他为来到这样的工厂而骄傲。

    王铮安每天埋头于测绘、转化图纸和做各种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很快他的才能便凸显出来。当年工厂奉主管局指令，制造18台14英尺龙门刨床支援兄弟厂。在刨床加工制造过程中，床面变形总是达不到精度要求，成为一大技术关键，最后是王铮安采取措施解决了问题。从此，王铮安的才能也引起了全厂上下的重视，厂里委任他为设计股长。   

    1952 年，工厂决定自力更生制造国产重型机器。王铮安按上级的要求，整理日伪遗留下的图纸、资料，提出了试制五吨蒸汽锤的想法并负责产品设计。12月16日，高 9.5 米、重 150 吨，公称压力为 5 吨的蒸汽锤试制成功，使厂锻压车间恢复了生产能力。五吨蒸汽锤的试制成功，全厂职工像过节一样的高兴，他们给毛主席写报捷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写信给您的时候，我厂助理工程师、市劳动模范王铮安说：要告诉毛主席，我们技术人员遵照他的话，把我们知道的技术理论与工人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了，在这次试制中，我们结合的更加密切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为国家制造出更多的新机器。” 五吨蒸汽锤是新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重型机器,它开创了我国生产重型机器的历史，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而王铮安本人，由于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自1951年至1954年，连续四年当选为沈阳市劳动模范，1954年还当选为辽宁省劳动模范。后来，他担任厂设计处处长、总设计师。

    上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发展国防事业，决定自行研制九套大型成套设备。九套设备之一的1.25万吨有色金属挤压机是发展航空工业，用于飞机、导弹的翼梁、壁板、型材、鼻锥的锻压和挤压的大型挤压模锻设备。任务落在了沈阳重型机器厂。

    1.25万吨卧式挤压机，当时世界上仅美国和苏联有这样设备，国内既没有设计经验又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借鉴，其研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圆满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都想了很多办法。王铮安虽然已担任工厂设计处长，但因为历史问题，当时还带着“特嫌”的帽子。按照“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有这样历史背景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方案设计。时任国家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是个务实的老干部，他爱惜人才，不惜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为一个“特嫌”分子担保，力排众议启用王铮安担任总设计师，主持该工程项目设计。

    被委以重任的36岁铮铮铁汉，得知这一消息，激动无语，仰天拭泪。随后一甩头：“请部长放心，我一定会让中国飞起来！” 一着急，连“飞机”二字都省略了。王铮安肩负重任，倾情践诺，仅用10天就拿出了完整的设计方案，并一次获得通过，这在重大工程项目中是不多见的。

    1962年在哈尔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的与会者提出了苏联同类挤压机的缺点，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穿孔问题。此后是历时一年的激烈争论，争论中提出的方案多达十几个，均未获通过。在争论中，王铮安充分考虑了现有方案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穿孔方案，能够完全满足生产中的工艺要求。方案通过以后，沈阳重型机器厂制造了一台3500吨的样机，结果验证了王铮安方案的可靠性，为我国重型机器的发展实现了重大突破。

    为了报答老部长的知遇之恩，更为了让中国“飞起来”，王铮安废寝忘食几乎拼了命。1962年下半年，王铮安开始感到右侧胸腹部隐隐作痛，后来发展到了即使服用大量止痛片也不见效果的地步。但是他顾不得看医生，时而用手按压，时而用膝盖顶压，一个劲地疯狂工作。他说:“不是我不想去医院，而是怕难以面对残酷的现实，摧垮我的意志。倒不如现在这样，使我能有勇气做完1.25万吨挤压机。”

    整个设计和制造期间，除了工人们的辛劳与汗水，全身心投入设计中的王铮安的意志更是震撼了众人：他预感到了现实的残酷，便始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直坚持到从西南铝加工厂传来的生产考核试验机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的消息，才在妻子的陪同下去医院就医，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可直到生命的最后，王铮安仍心系1.25万吨水压机制造的进展情况。可是无情的肝癌病魔已经扩散，医生已无力回天。在与病魔殊死抗争时，39岁的王铮安在墙壁上用指甲刻下“天生我才必有用，奈何天不从我愿”的痛苦呐喊。1964年2月26日，王铮安带着对祖国的祝福，与世长辞。

    1966年，1.25万吨卧式挤压水压机制造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万吨水压机的国家，沈阳重型机器厂为航空工业发展建立了功勋，被国家授予银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