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夏，由于工作需要，调任沈阳冶炼厂厂长。虽然没有做过经济工作，但他深刻体会到什么是革命需要。赵岚下了决心：在哪里工作都要有独当一面的勇气。

    当时，东北各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对如何处理好党政工团的关系，大家都在探讨和摸索。冶炼厂也是一样，由于厂里党政工团工作不协调、不配合，严重影响大家得生产积极性。赵岚到厂后就明确提出“狠抓内部团结，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党政工团，面向生产”的口号，并付诸实践。他除了负责对生产的组织管理外，经常对党和工会的工作提出建议，并积极协助开展工作。在制订生产计划时，采取个别交谈、碰头会、工厂管理委员会等形式，与党、工、团负责同志商量并尊重他们的意见；落实生产计划时，做到责任明确，互不推诿；全厂行政会议都请党、工、团参加，让他们及时了解生产进度、生产要求及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加强了的沟通和协调。通过党、工、团的工作，党员、团员积极发挥作用，行政的生产计划变成了职工群众的具体行动，完成生产任务有了可靠的保证。

    过去，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局限在工厂上层，与职工群众的联系不够密切，未能充分反映职工的真实要求。为此，赵岚把工人参与生产管理各个环节，作为贯彻工厂管理民主化的重要步骤来实施。制定生产计划草案，先到车间征求意见，然后拿到工厂管理委员会通过；到月底，要将下月生产计划传达给全体工人，经过全厂干部会、职工代表会、先进生产者会议讨论，再规定具体做法，订出完成计划的日期；实行车间成本核算。对生产计划、原材料的定额、材料的单价、降低成本的计算和奖励办法，都由工会组织车间工人讨论，使每个职工心里都有一个成本账。经常把宣传典型、传播先进生产者经验与奖励一同进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赵岚擅于听取工人意见，建立健全工厂各项管理制度。为了保证连续生产，建立了夜间值班制和交接班制；为了杜绝电气、机械事故，建立了检修制度和运转制度；为实行定额管理，制定了数量定额、质量定额、技术定额、原材料消耗定额，确定了单位成本；为激发职工的生产热情，制定了奖励办法，试行了赶超奖励制度等。正是有了工人的参与，这些制度和办法接地气，可操作性强。

    冶炼厂过去有20多个股以上直接管理生产的人员，都是留用职员或不善组织的技术人员，成为贯彻民主化的一大障碍。为此，赵岚对旧管理人员中不称职但有技术的专任技术员，不担负行政管理职务；一般职员则分配适当部门去工作，由懂技术、有组织才干的工人担任股长、班长，改变了过去管理人员与工人不通气现象，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普遍提高了。

    赵岚重视职工建议，改善劳动条件。当时厂里的澡堂是伪满时期建的，又小又脏。工厂修建了新澡堂，可容纳150人同时洗澡，使大部分职工都能一天洗一次澡。新建的医务所扩充了设备，添置了病床，极大地方便了职工看病。针对冶炼生产对工人身体的危害，专门设立保健食堂，还办了定期轮休的疗养所。当时经济还很困难，物质生活还不丰富，办这些实事使工人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进一步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

    赵岚作风民主，对职工的意见和要求，能办的立刻办，不能办的也及时做出答复。一次，一名工人写匿名信，质问全勤奖励为什么不执行？赵岚接到信后，在职工代表会议上先做了检讨。他说：“这首先说明我们领导还不够民主，不然工人为什么有意见没地方去提呢？为什么连名字都不敢写上？其次，我们为这件事曾发过通知，且已按要求照办了，但这位工人还不知道，这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官僚主义，因而与群众有了隔阂。”这一件件看起来的小事，在赵岚眼里就是放不下的大事。正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折射出工人群众在赵岚心里的位置。

    管理民主化给沈阳冶炼厂带来了勃勃生机，全厂上下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搞生产，工厂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生产任务月月超额完成计划。1950年4月底，矿石产粗铜、电解铅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全部生产任务。5月中旬，粗铅、电铅也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生产任务，而且质量(金属含量)提高到99.95%。1950年夏，沈阳冶炼厂甩掉了落后帽子，进入沈阳市先进工厂的行列，赵岚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同年9月，赵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51年下半年，赵岚调离沈阳冶炼厂，在更加重要的工作岗位施展作为，他为中国冶金工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