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贺三元，来自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湘潭，现任湘潭县响塘乡工会联合会主席。我们所在的乡矿山企业较为集中,常年与矿山企业打交道，和农民工做朋友，我尝到了工会工作的酸甜苦辣，也收获了农民工对我的信任。
我所在的响塘乡是号称“中国锰都”的原湘潭锰矿所在地，辖区内有数十家小锰矿。全乡有6万多人，其中15000多人常年在外地打工，上千人在当地的中小锰矿打工，也有数百名外地人在本乡打工。2003年，湘潭县响塘乡成立工会，我担任主席。担任工会主席之初，包括10多家锰矿企业在内的近30家企业建立工会的没有几家，而在这些企业就业的职工大都游离在工会组织之外。如果不把这些企业工会组建起来，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我哪能算称职？！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家一家上门宣传《工会法》，说服企业成立工会，组织和动员职工加入工会。
几年前，在我们内地，要动员一个乡镇的非公企业成立工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些非公企业对工会有天然的抵触情绪，普遍对成立工会不感兴趣。要攻下这个难点，我想只有做好两件事。一是做好宣传解释，二是在点上要有所突破。主意一定，我带着工会的宣传资料，一家一家企业跑，一个一个老板谈，不怕热脸挨冷脸，不怕讥讽嘲笑，讲工会的性质，讲工会的作用，反反复复做工作，同时也帮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一家企业在我前前后后跑了十多次之后，终于答应组建工会了。有了这个带头的，其他企业就接着跟上来了，到当年底，全乡所有的非公企业全部组建了工会。
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大都是农民工，组织动员他们加入工会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由于他们长期生长在农村，工会是干什么的，加入工会有什么用，在他们有脑海里没有形成概念。刚开始，一些人还以为我们动员他们入会是为了收他们的费。所以，连发给的宣传资料他们都不愿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我想来想去，除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启发农民工的工会意识外，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为他们办好事，让他们直接感受到工会是为他们服务的，才能启发他们入会的内在动力。于是，我利用农民工返乡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下班休息的时间，跟他们谈心交朋友，讲清楚工会是什么，加入工会为什么。同时我抓住机遇，做了一件农民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事。
当时，本地一个叫张辉元的村民在一家小锰矿上班，因没有经培训就下井工作，上班的第三天，违章操作断了四根手指。企业老板支付了部分医疗费后就不再理睬。伤者找到乡工会，我马上联合司法所同志出面协调，指出企业的问题和责任，最终，伤者先后获得矿方全额支付的治疗费2万元和工伤赔偿金3万元。这件事在当地农民工中影响很大，他们意识到加入工会还是很有用的，入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这一年，在本地和外地务工的农民工大多成了我们的会员。6年来，全乡已有28家企业成立了工会，本地会员和在外农民工会员共计14000多人。
工会有了，农民工也入了工会，但如何发挥工会的作用呢？从我担任工会主席的那天起，我就思考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认识到，搞好乡镇工会工作，必须从维护农民工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我们乡的具体情况是，小矿山多，外出务工人员多，劳动安全和拖欠工资问题突出。这就是我们乡农民工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乡工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生命健康权是农民工最基本的人身权利。我们乡在组建生产安全委员会时，没有把工会作为成员单位，我当即提出异议，并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我的建议被采纳，工会应有的地位和责任得到明确。小锰矿生产条件比较差。大热的天，我头戴安全帽，脖子上搭一条毛巾，穿行在矿井之间，一身大汗，满脸灰土，完全像个地地道道的井下矿工。我经常下到负200米至300米深的矿井里，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几乎跑遍了每一个矿井。这些年来，我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是在矿山企业里奔走，搞督促检查，抓安全培训，调解矛盾纠纷。仅是工伤这一块，就为职工解决工伤赔偿问题6起，工伤赔偿金70多万元。
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被拖欠，前些年一直是一个热点、难点问题。近年来，我与有关单位合作，先后帮助外出务工农民讨薪达50多万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历时两年、跨越两省、为80位农民工讨回拖欠时间长达6年、共计26万元工资的经历。
1997年，本乡黄志强等80位农民以包工的形式，承接了广东岭南工业总公司长沙分公司在湖南郴州一处建筑工程的收尾工程。按照合同约定，该公司应在2000年4月工程完工后一年内支付余下的60％工资。但岭南长沙分公司在向农民工出具一张259789.93元的工资欠条后，于2001年8月注销了工商登记。黄志强等人多次在长沙、广州等地讨要工资，分文没有讨到。于2004年8月向工程项目所在地郴州法院提起诉讼。后经两审裁定，案件移送广州市东山区法院处理。2005年初，黄志强等人请求广州东山区法院立案，可法院说，没有收到郴州法院转来的诉讼状。诉讼状不知所踪，农民工一筹莫展！
农民工，以最卖力、最原始的谋生方式挣钱。想着自己打工挣来的钱，能带给家人生活的改善，带给儿女学费，带给病床上亲人的治疗费，他们就充满希望，不知疲倦地拼命干活。是他们的付出，支撑了一个个家庭；是他们的付出，扮靓了一座座城市，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企业和社会的尊重！
然而，农民工终究是弱势群体。黄志强等80位农民工打了两场官司，不但工资没有讨回，还花费了10万元钱的诉讼费和差旅费，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2005年5月，这些农民工找到了响塘乡工会请求援助。当时提供给我的只有一张工资欠条。仅凭一张欠条能否讨回这笔巨款，我心里确实没有把握，但我没有拒绝，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讨薪之路。
我的能力有限，只好逐级向响塘乡党委、县总工会、市总工会汇报，引起了省、市、县、乡四级工会的高度重视。为了不增加农民工负担，市总、县总、乡党委各拿出部分工作经费。8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赶赴广州，踏上艰难的讨薪之路。
为了省钱，我们不住宾馆，住宿、吃饭几乎都是到老乡家“揩油”，或住偏僻廉价的招待所。8月的广州，烈日似火。连续5天，我们每天清早7点从花都出发，晚上10点才能回来。乘车、步行、走弯路、坐冷板凳，饱尝了讨薪的艰苦。
广东省总约请了岭南公司有关负责人来省总协商，但对方始终不愿意跟我们见面，只丢下一句话：“一切免谈。”
想通过行政手段协商解决，但找了相关的三个单位，不是踢皮球就是撒手不管。人生地不熟的，我们顶着酷暑从这家单位跑到那家单位，四处碰壁，饱尝冷落。晚上，我躺在简陋的招待所床上，委屈得泪流满面：“工会帮农民工维权都这样碰钉子，农民工在外有多难，可想而知啊！”
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再走法律途径。原广州市东山区法院并入了越秀区法院，我们找到越秀区法院，有关人员却声称他们没有收到诉讼状和诉讼费，立不了案。我们决不退缩，几个人在法院里分头行动，耐心地找工作人员查询，找收发室人员了解线索。几经周折发现，诉讼费早在7个月前就已经到账。我们又再到立案庭请求查找诉讼状。当晚，法院打来电话说：“找到了案卷，可以立案了。”
立了案，哪来钱请律师？我们请在广东工作的老乡帮忙。湘潭籍商人赵先生出面担保，请一位律师朋友徐女士友情辩护，价格1万元，减少了律师费用6至7万元。
立案后，我们返回了湘潭，心焦地等待着判决结果。终于，广州市越秀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农民工胜诉。但是，岭南公司不服一审裁决，上诉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幸而当时上至总理，下至平民百姓都关心农民工欠薪问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仍然是湘潭农民工胜诉。
2006年8月，我们一行三人再次南下广州，直接找岭南公司拿钱。公司负责人表示，一是不同意付利息，二是现在没钱，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付。6年来，我们花钱费米，讨薪维权，难道等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决不能！
执行难是一个全国性难题。怎么办，我们去广州中院申请执行，却被经警拦在大门之外。
我急中生智，提议：以湘潭市总工会的名义给法院送锦旗。
第二天上班时间，我们在法院门口点燃鞭炮，举起锦旗，感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湘潭农民工主持公道，噼里啪啦的热闹场面吸引了法院领导。法院工会主席出来接锦旗，我们就这样顺畅地走进了法院大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法院工会主席叫来执行庭庭长，说：“锦旗都送来了，快抓紧执行。”就这样，讨薪案件进入最重要的执行程序。
2007年1月，黄志强等80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6年前的26万元工资和3万多元利息。当早已失望的农民工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一个个激动不已，说：“工会真是农民工的顶梁柱啊！贺主席是咱的贴心人呀”这年的春节，农民工家庭过得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质朴的笑脸，我的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毛主席曾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个基层工会干部，努力把“认真”二字落实在平凡琐碎的工作中，落实在具体的事件中。因为认真，我才执着；因为执着，我才有收获！讨薪路上，尽管我饱尝艰难困苦滋味，但坚定的维权信念、工会干部的神圣职责，支撑我在讨薪路上义无反顾、百折不挠！
回顾我走过的维权之路，我的体会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就要千方百计把农民工组织起来，就要从维护农民工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入手，就要敢于和善于亮出工会的维权之剑。
今天，平凡的我到了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今天我站在这个演讲台前，讲述工会为农民工维权的故事，这是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高度重视，是对基层工会的莫大鼓舞。我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农民工、尊重农民工。我将一如既往地维护职工利益，切实履行工会干部职责。我知道，我的地位不高，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竭尽全力，尽我所能。我为此感到充实，感到骄傲！